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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经毛泽东亲自审改的三篇社论之一《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具有代表意义。

由于依法行政和执法规范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警察执法的统制体系已经日益完善，特别是许多公安机关裁量基准和执法程序的制定，有效地限制了警察裁量权的不合理使用，也为辅警的参与提供了客观的规范条件。无论是由警察还是辅警来行使警察权力，其责任主体都是其所属的警察机关，而非以执法者的个人名义。

传统理论认为公务员应该只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16] 《香港辅助警队条例》第29条：本条例所载任何条文，均不得解释为对政府不给予补偿而将队员革职或终止队员的任用的权利有所限制。[21]因此，应该通过理论的拓展和法律制度层面的完善，实现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活动的正当化。为了规范辅警的考核，香港成立了纪律委员会，由警务处长委任为辅警队参事的正规宪委级警务人员及2名宪委级人员组成。[10]这些都是对警察权必须由警察行使的突破。

在一般情况下，警察权应由具有专业素养的警察来执行，当然是最理想化的做法。我国警察的招录也经历了从无序到逐渐规范的过程。然而，代表们同时也担心，如果不写上这一条，是不符合全国人民的心理和愿望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革命领袖与政治领袖如何接榫的困难，寓于革命领袖制宪这一看似悖谬的行动中，其实质是授予革命领袖以制宪权的政治主体即人民，其身兼的两种不同政治身份，以及赋予他不同政治身份的两种学说间的扞格：以陈伯达、田家英为代表的宪法起草小组认为，革命领袖自然应是国家元首，因为国与国民虽然在政治表述中不同于人民群众，但建国本身不过是共产革命在中国这个地域空间下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的一个环节，因此转化为国民的人民就仍需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就包括使党的逻辑渗入国的逻辑中，一一对应地成为它的集体的构成部分。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那么，如果毛泽东是出于另一种逻辑去理解国家主席的权限，那么在过渡时期这个语境下，它--即便它的肉身承担者是革命领袖--又如何证明自己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外存在的正当性呢？仅从否定性描述的推衍中，难以触及事物性质的核心。议事权：毛泽东在谈到国务会议时说，‘在必要的时候，就是说很少开，有紧急的大事情才开会商量一下。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时的各界人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甚至很多民主党派的高层，都认为应由毛泽东担起共和国领袖这一身份，这种呼声在宪法进入全民议决时尤其明显。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协商结构。

即是说，人民的制宪意志不受任何特定程序的拘束，制宪权权力或权威的获得并非先定地需要一个人民出场发起的权力的授予-转移仪式，它也可以通过人民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与表决而获得事后承认，它甚至可以体现为人民对制宪活动的拥护，体现为人民遵从宪法建立起来的一套秩序，等等。而那时我们在基本上就可以制订一个社会主义宪法。以致陈伯达在就宪法草案向宪草委员会做说明时，特别强调主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绝不相同。（同上） 议会议好的东西，归主席发布。

革命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历时性地、甚至共时性地出现多个领袖，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路线，而确立领袖间彼此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便是革命在他领导下的发展趋势。这一与当下构成辩证关系的历史，才是所谓既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状态为何没法维持下去，也是它何以被称为过渡时期的意涵所在：过渡，就意味着存在当下和未来，而且当下必须前进到未来，这种前进的必然性又系于历史。在谈到制宪问题时，刘少奇就如是写道：我们考虑在目前过渡时期是否可以暂时不制订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待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有了基本的改变以后，即中国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再来制定宪法。在制宪过程中，毛泽东曾从三个方面谈及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的初衷： 我们中国是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

但事实是，若不承认延宕期不同于当下与未来的特殊性质，则当下很有可能都没法过渡到未来，或者在表面上成为未来，但很快陷入衰败。所以，这种看上去是职能重复的设计，还是出于安放主席这个叠床架屋的位置的考虑，从国务院分了一点工作，让他不至于专门吃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革命领袖在1954年制宪的语境下，所以能取得制宪权，正与革命党的代表性有关。简言之，无论哪种政治进程，从革命到建国的转换都意味着将部分政治主体客体化，以实现建立政治秩序这一最终目标。

在上述语境之下，制宪的意义，或说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从国家的制度、国家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做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得法律上的保证。不过，制宪权之权属的明晰，并不意味着宪法本身也随之获得了确定的性质。另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宪法起草小组却是依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但又如上述所言，总理并不向主席报告工作，任免关系并不会转化为命令-服从关系，他因此不会成为隐性的政府首脑。因为二者并非因为同样建立起了革命党领导的政权的事实就分享了同样的制宪基础，这种差异早就植根于不同的革命史中：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中共领导的革命，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工人阶级在其政党的指引下夺取国家机器的暴力运动，而毋宁说是多个政党与阶级为实现相似的政治目标而联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宪法其实是一部宪法草稿，或者说，它其实是下一部宪法的序言。

随着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将自己代行的职权还之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者应该有自己的法律--宪法。这一党内最高政治身份的获得是一次性的，只要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生活不偏离他领导的革命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与远景，他的领袖地位就无人能撼动，直到下一次路线分歧、路线斗争的出现。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或许还不在此，而是被送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的宪法文本，正是由毛泽东领导一个写作小组完成的，亦即，毛泽东（至少在形式上）是这部宪法的制定者。然而，这些革命衍生出的领导-信靠关系，和依此建构出的政治生活却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意味着，自1840年至1949年间，多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同一政治空间下，通过唤起同一群个体而发动，经由消灭共同的敌人而实现自己的意涵，将使得随之展开的建国与制宪也必定包含了上述双重性。

但他不能发布议会没有议过的东西。在这种宪法观下，宪法实际上将被看作是一种维持多个不同性质的权力之耦合的契约，宪法的首要原则于是也随之变成了契约应予遵守。

何谓整个宪法的精神？正如李维汉代表所言，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再写上元首，就会把我们国家的制度打了一个洞。在笔者看来，这段阐释同样可以作为理解刘少奇等中共元老和部分民主党派高层反对将国家主席冠以元首之名的基础。那么，为何中共最终又选择了在1954年这个一切事物都尚未定型的时机制宪呢？不少研究指出，斯大林的建议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建议更多地是策略性的，是基于当时世界正处于两大阵营的对抗这一认知：如果不制定宪法，不进行普选，敌人就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反对新政权，即人民政府并非人民选举出来的，这个共和国也没有它的宪法。事实上，如果我们历史地去观察建国-制宪这一历程，而不是生搬硬套社会契约论版本的建国学说，就会发现，即便是被认为现代宪法之典范的《美国宪法》，它最初能被制定出来也并非基于各邦人民的授权，而毋宁说是费城会议代表越权行事的产物。

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早在1953年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流露过质疑与不解：以毛泽东为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如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参考文献中，罗列了三部旧宪法遗产，其中与总统独裁制对应的，正是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毛泽东称之为蒋介石宪法）。因为代表不可能比人民本身更民主。

但革命本身并不能进入宪法，它必须转化成相应的政治原则与制度设计。在审定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毛泽东将其中介绍国际形势的部分整句改写为现在美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并且时刻企图回到大陆上来，又补充道：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要犯错误。

对一个国家的政制设计而言，国家主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必要的存在，但它在这部宪法中居然迄今没有获得一个确切的定义，这种疏漏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历史，正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的，又由两个阶段构成。

在这里，历史与历史中的行动者呈现出某种结构与被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历史不断被行动者创造出来。而这个一的承担者，就只能是既深孚众望，又曾在战争中担任过最高统帅职务的革命领袖。考虑到建国初年六大行政区的设计，让封疆大吏们各自在自己的军区实行党-政-军一体化管理，堪称一个个独立王国。但我们也应看到过渡的另一重意涵，即将当下局面的暂时延宕，如果取消这种延宕，则当下就与未来没有质的差别。

然而，在民主革命的语境下，当合法性的来源直接奠基于人民自己时，代表与人民之间却始终存在不可弥合的张力。也正是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将国家主席相关条款中关于国家元首的表述予以删改，正如他自己所言，不是出于什么特别谦虚的心态，而是政治智慧与革命意志的体现，非此不足以让国家主席承担起这部革命宪法赋予权力中枢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单单依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难以实现的。

怎样的心理和愿望？章伯钧代表一语道破：我们爱戴毛主席……。其次，经由195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第一次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宰而非旁观者，并通过普遍选举将这一权力转让给自己的代表，这就使得缺乏这一授权过程为前提的其它机关无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居权力的中心。

常委会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议，议好了交给主席发布，不是小半个吗？……（同上） 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在不断要求更民主的呼声中，代表最终只能彻底成为人民中的一员，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代表性的丧失，因为代表恰恰是将多个一的抽象统合。